同济教授朱大可批,的情色爱国主义

作者:影视影评

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是一部富有争议的杰作。不论这是不是老谋子自《活着》以来最好的电影,这都是一部真诚之作。张艺谋用一贯流畅的镜头语言,严歌苓强有力的故事支撑,及刘恒带有“主旋律”色彩的剧本,使其得到了大部分观众的认可。

看过金陵十三钗,毫无疑问地可以肯定这是个国产片中的佼佼者,拿到好莱坞也不跌份的电影。开始关注并最终走进影院的原因就三个,张艺谋,贝尔和玉墨,没崇高到想要借电影激发下民族热血,更没想接受下爱国教育。就是说看电影的起因很商业,但在电影结束时,得到的却远不止这些。十三钗很讨巧地淡化了民族情绪,让南京的伤痛隐藏在了开场的那场大雾中,正如之前所说这是一部挖掘人性中的善的电影,十三钗很忠诚地围绕这个主题,流畅地讲了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

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同济教授朱大可批“十三钗”消费苦难 为情色爱国主义2011年12月14日 08:49来源:南方报业网 作者:朱大可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 1《金陵十三钗》海报文/朱大可在谈论贺岁大片《金陵十三钗》之前,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进化路线图。从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现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的基本良知。而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起,张艺谋开始将其电影逐步转型为一种庸俗的商业文本。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主流电影的价值转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义,并于花花绿绿的《三枪拍案惊奇》中达到恶俗的高度。张艺谋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领域的华丽飞跃。国产大片主宰的庸众市场由此诞生了。张艺谋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中国电影的最大救星。但与此同时,张艺谋电影的技术指标和媚俗指数都在与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钗》的上映,即将迎来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作为本土最着名的红灯区,秦淮河摇篮催生了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名妓,而这个妓女团体的作为,颠覆了唐朝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着名论断。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着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所有这些高尚妓女的事迹,构成了《金陵十三钗》的香艳布景。而在280多年后的1937年末,日军在南京展开旷世大屠杀,有30万人被血腥杀害,其中八万女性遭到奸杀。这原本是一个残酷的史实和严厉的指控,本是人类反思战争暴行的重大契机,但在《金陵十三钗》里,情色地理和战争地理,秦淮河的历史风尘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现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由此构成罕见的电影题材,几乎所有人都会为这种讲述而涕泗横流———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学生和十三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六位国军伤兵。而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这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本土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作为一个冒牌的神父,英格曼是沦为流浪汉的“入殓师”,为躲避战争而在教堂纵酒买醉,还要吃妓女的豆腐,但在救赎他人的危机中,却完成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这是一种源于小说原作者但却更为高明的叙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莱坞和中国导演及片商的价值鸿沟。严歌苓的小说救了张艺谋,为其铺平通往美国加州的红色地毯。为了推进影片的炒作事务,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写的《我和贝尔演床戏》一文,事关“好莱坞神父”和中国义妓的激情床戏,这种蓄意的披露,令其成为一件被事先张扬的“桃色案”,并成为片方营造市场气氛的情欲前奏。这场床戏炒作,是片商营销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无出路的情欲两边,分别站立着“神父”和妓女,代表灵魂和肉欲两种基本势力。但这场床戏究竟要向我们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灵挣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还是妓女在表演灵魂的超度?抑或是两者的共赢?而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也摧毁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这种教堂情色战争暴力爱国主义的三元公式,预谋着一种双重的胜利———张艺谋圆奥斯卡之梦,而制片方则赢取最大票房。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年代,这部号称投资额达6亿元人民币的豪华制作,正在打破中国大片的投资纪录。制片人大力鼓吹好莱坞一线明星给中国打工的舆论,旨在平息民族主义愤青的抵制情绪,并掩饰其讨好美国观众口味的基本动机。不仅如此,他还在各类场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10亿元票房,毫不掩饰把影片当做暴利工具的意图。我们已经看到,从大地震故事到大屠杀故事,有关“发国难财”的民间批评始终没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钗》把这种发财模式推向新的高潮。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和爱情,也不反对以一种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展示性工作者的政治贞操,但面对南京大屠杀这种沉重题材,制片方却在眉飞色舞地爆炒床戏和豪言票房价值,这只能构成对全体战争死难者的羞辱,更是对八万被强奸中国妇女的羞辱。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12月15日,将是中国电影的又一次午夜狂欢。距离南京大屠杀很远,而距离圣诞节和票房利润很近。在15日午夜,钟声将敲响十三点。这是一种充满反讽意味的报时,它要越过十三个女人的故事,向我们说出十三种痛苦和抗议。在十三点时分观看“十三钗”,的确是一种奇怪的体验:一边是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和犹太人的哀歌,一边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和中国人的视觉欢宴,它们构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令我们感到汗颜。我们将抱着自己的良知无眠,犹如抱着一堆荒诞的现实。文/朱大可 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 2

朱大可:“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

影片的最大争议来自于相对夸张的视觉语言,以及角色的心理转变缺乏可信度,这在大众眼里可能不值一提,却极易触碰影评人和批评家的敏感神经。从写实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部写实电影,甚至有点中美联合玩主旋律的味道。

    十三钗并不是传说中的催泪大片,因为我觉得任何眼泪在南京大屠杀面前都是无力的。但在电影中像书娟叫玉墨的那声姐姐,john在教堂中为玉墨们的祈祷,乔治的挺身而出,孟先生最后放弃见女儿的机会而做的牺牲,这些闪光的场景在心情沉重之余会给你带来许多感动和思考。就像辛德勒的名单中那束烛光,在近3个小时的黑暗中带来一丝希望。至于是否是刻意煽情,就要取决于你认为辛德勒在最后的众人围簇中声泪俱下的那一通忏悔是煽情还是感人了。

南方报业网 朱大可我

《金陵十三钗》的侧重点是人性,而不是历史。它不写实,也并没有摆脱俗气。这是类型之分,并非优劣之别。影片虽有近3000个镜头,但叙事冷静,手法克制,叙事表面平淡实则有心机,而且在平淡中富含细节,这些细节不同于《红楼梦》的繁复,而是在艺术和通俗间举重若轻,反映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状态。

    故事发生在南京大屠杀这个敏感的背景下,注定会给十三钗贡献票房的同时也招来非议 ,有人觉得这是个被招安的电影,是老谋子的主旋律之作,加上又是讲妓女的故事,所以有个看预告片写影评的哥们把十三钗定义为情色爱国主义大片。不难看出这种偏见来自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情操,明明一个讲人性的故事硬是要联系上爱国,大可不必。但是无法否定在看过电影后会产生仇视日本的民族情绪,但这是那段历史的力量,并不是这部电影的功过。

 [导读]我们完全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爱情和政治贞操,但对南京大屠杀这种沉重题材,制片方眉飞色舞地爆炒床戏和豪言票房,这只能构成对全体战争死难者的羞辱,更是对八万被强奸中国妇女的羞辱。

艺术需要高于现实的典型和夸张,不光是为了戏剧冲突、塑造人物,更是为了传递善和美。妓女所谓低俗与伟大牺牲的强烈反差,恰恰是美好人性的鲜明写照。

    电影的色彩部分一如张艺谋以往,加上十三钗的风情,很惊艳。我不觉得在一部如此题材的电影中出现这样的元素有何不可,因为悲痛归悲痛,故事归故事,在1937年的秦淮河真的就有这样一群女子,她们的艳丽和当时的基调就不相称,但历史没有选择屏蔽她们,为什么几十年后的世人就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组对比。更何况这是一个讲救赎的故事,在1937黑白的南京城,这样一抹艳丽只会让人觉得战争更无情,牺牲更凄美。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一部好电影的标准可以有很多种,但它绝没有审美标准那么让人眼花缭乱。我们可以不看电影、仅凭宣传方式不当便骂这是一部烂片;我们习惯喝白水、却因为第一次品尝红酒而叫苦不迭;我们希望看到真实的战争、有层次的人性以及符合自己认知常理的情节,却忘了艺术作品最初的、真诚的和关乎善良的感动。

    不得不提的另一点,便是一直招人议论的情色元素。只能说看电影前的关注是宣传方的噱头,看过电影后还纠结于此便真是应了那句话,相由心生。现代启示录里也有不少情色镜头,但在那风雨飘摇中的简易房里,一个国家的迷茫与伤痛写尽在那些赤身裸体的兔女郎眼中,留给人们的只有深思。所以在十三钗中,更应被看到的是人性里的光辉。

在谈论贺岁大片《金陵十三钗》之前,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进化路线图。从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现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的基本良知。而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起,张艺谋开始将其电影逐步转型为一种庸俗的商业文本。

如果你无法接受通俗,无法接受艺术化的历史背景,无法适应主旋律的台词,大可以“情色爱国”的帽子批判此片“道德绑架”,只不过,真正被绑架的是你。作品是一面照妖镜,很多人在它面前暴露,特别是脑子被编了程的所谓教授和精英。叫骂或许可以让你博得眼球,但对于爱国不会产生任何的积极意义。

    关于张艺谋电影通常的说法是尽是空洞的大场面,庸俗的大红大绿。应该是他英雄后的几部电影给人们留下了这种印象,但不加判断地用于张艺谋的每部电影是不公平的,就像文革时期的成分论一样。交通灯也是大红大绿,怎么没人说庸俗,所以关键还是合不合适。这其中会有很多看预告写影评之流,也会有很多连预告片都没看过就敢下定论的人。也许是不靠谱的国产片伤了太多的人,所以许多人也打算不靠谱起来。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主流电影的价值转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义,并于花花绿绿的《三枪拍案惊奇》中达到恶俗的高度。张艺谋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领域(庸俗、低俗和恶俗)的华丽飞跃。

总之,这次张艺谋没有突破,也没有犯错误,正如他所说,就想讲一个好故事。他所缺少的,永远是带有强烈作者印记的浑然天成。

    说到十三钗,注定要提到张艺谋和张伟平。观众对张艺谋是苛刻的,当年他玩技术和场面忽略故事时,迎来骂声一片。当3D来临,电影又开始注重起技术和画面而再度忽略情节与内涵时,却没人正视这一点。姑且不论张的艺术成就,这种能在中国逆境生存的精神就挺让人佩服。至于张伟平,他的功过是非我无法评价,但从他干的几件事来看,没准他和最近砸冰箱砸得很high的罗永浩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想在中国堂堂正正地把钱挣着。

国产大片主宰的庸众市场由此诞生了。张艺谋公式=情色 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中国电影的最大救星。但与此同时,张艺谋电影的技术指标和媚俗指数都在与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钗》的上映,即将迎来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

再说几句:

    我是真心的希望十三钗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因为就像这部电影一样,当你满怀诚意,顶住压力,真心想做一件自己满意别人也觉得漂亮的事时,只是因为世俗的偏见和集体的不接纳而被抛弃,这真是社会又给了现实沉重的一次打击。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作为本土最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摇篮催生了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名妓,而这个妓女团体的作为,颠覆了唐朝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著名论断。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所有这些高尚妓女的事迹,构成了《金陵十三钗》的香艳布景。

如果你无法习惯张艺谋的视觉艺术形式,并对这个人带有主观偏见,那么你很难在他的电影里入戏。如果你再对张伟平恨之入骨,将艺术作品和宣传行为挂钩看待的话,你将丧失评价这部电影的基本权利。因为把商人的所谓“罪名”强加在艺术家头上,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幼稚的愚蠢行为。

而在280多年后的1937年末,日军在南京展开旷世大屠杀,有30万人被血腥杀害,其中八万女性遭到奸杀。这原本是一个残酷的史实和严厉的指控,本是人类反思战争暴行的重大契机,但在《金陵十三钗》里,情色地理和战争地理,秦淮河的历史风尘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现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由此构成罕见的电影题材,几乎所有人都会为这种讲述而涕泗横流———

我们注意到的是张伟平喊出的10亿,却不知道张艺谋每天只睡三个小时,长达半年的拍摄周期;我们注意到宣传方打出的床戏噱头,却忽略了这是基本人性的自然流露;我们对南京大屠杀自以为是地敏感,却忘记这是一部虚构而非写实的作品;我们习惯不了张艺谋的夸张视觉,然后便认为他是一个媚俗的商人甚至卖国贼。

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学生和十三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六位国军伤兵。而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这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

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容易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急下定论,甚至没有看过电影就言之凿凿。坐井观天,看到的是天没错,而且特别有理有据,殊不知还是在无知中徘徊。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本土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

不了解艺术的创作也可以有评价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并不代表视野的广大。一个电影从业者会从专业角度看到很多创作中很艰难但外表很简单的东西,这些我们会忽略,我们不会忽略的是“大屠杀”“十亿”“床戏”“奥斯卡”以及“情色爱国主义”……,显而易见,什么是外表,什么是内里,什么是低级,什么是高级。

作为一个冒牌的神父,英格曼是沦为流浪汉的“入殓师”,为躲避战争而在教堂纵酒买醉,还要吃妓女的豆腐,但在救赎他人的危机中,却完成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这是一种源于小说原作者但却更为高明的叙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莱坞和中国导演及片商的价值鸿沟。严歌苓的小说救了张艺谋,为其铺平通往美国加州的红色地毯。

为了推进影片的炒作事务,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写的《我和贝尔演床戏》一文,事关“好莱坞神父”和中国义妓的激情床戏,这种蓄意的披露,令其成为一件被事先张扬的“桃色案”,并成为片方营造市场气氛的情欲前奏。

这场床戏炒作,是片商营销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无出路的情欲两边,分别站立着“神父”和妓女,代表灵魂和肉欲两种基本势力。但这场床戏究竟要向我们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灵挣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还是妓女在表演灵魂的超度?抑或是两者的共赢?而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死亡、仇恨和绝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也摧毁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这种教堂情色战争暴力 爱国主义的三元公式,预谋着一种双重的胜利———张艺谋圆奥斯卡之梦,而制片方则赢取最大票房。

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年代,这部号称投资额达6亿元人民币的豪华制作,正在打破中国大片的投资纪录。制片人大力鼓吹好莱坞一线明星给中国打工的舆论,旨在平息民族主义愤青的抵制情绪,并掩饰其讨好美国观众口味的基本动机。不仅如此,他还在各类场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10亿元票房,毫不掩饰把影片当做暴利工具的意图。我们已经看到,从大地震故事到大屠杀故事,有关“发国难财”的民间批评始终没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钗》把这种发财模式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和爱情,也不反对以一种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展示性工作者的政治贞操,但面对南京大屠杀这种沉重题材,制片方却在眉飞色舞地爆炒床戏和豪言票房价值,这只能构成对全体战争死难者的羞辱,更是对八万被强奸中国妇女的羞辱。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

12月15日,将是中国电影的又一次午夜狂欢。距离南京大屠杀很远,而距离圣诞节和票房利润很近。在15日午夜,钟声将敲响十三点。这是一种充满反讽意味的报时,它要越过十三个女人的故事,向我们说出十三种痛苦和抗议。在十三点时分观看“十三钗”,的确是一种奇怪的体验:一边是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和犹太人的哀歌,一边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和中国人的视觉欢宴,它们构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令我们感到汗颜。我们将抱着自己的良知无眠,犹如抱着一堆荒诞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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